《大将军：罗马》民粹支持率提升方法分享

十月革命为保卫政权而采取的一些列措施？

在二月革命中，工人、士兵是反对沙皇的主力军，资产阶级没有领导这场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革命。在革命成功后，工人和士兵组织了自己的领导机构：苏维埃。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没有任何权力。武装也掌握在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手中。苏维埃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却还有一个临时政府凌驾在他们之上。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2]
苏维埃成员中，孟什维克占了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则由于在战争中遭受镇压，但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大多数领导人还在监狱和被流放，列宁此时在瑞士，斯大林还在流放地。[2] 广大工农群众缺乏政治经验，致使苏维埃的领导权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窃取，他们支持资产阶级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士兵（主要由农民构成）选举出的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
一位俄国画家在1920年画的《布尔什维克》
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则占了大多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民中的传统威信较高。这些孟什维克都是二次革命论者。他们认为俄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需要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合作，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因而他们拥护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人来自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倾向追随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回到彼得格勒之前也采纳了孟什维克拥护临时政府的政策。工人和士兵们不信任临时政府，但信任他们的领导人。临时政府的权威就建立在苏维埃领导人的支持上。这种现像被列宁称之为“双重政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进行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奴役广大劳动人民，并且千方百计的扑灭革命火焰。[2]
1917年4月17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
1917年11月7日下午，冬宫被包围。[3]
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四月提纲》为布尔什维克党确立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指明了革命发展的前途。提出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布尔什维克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列宁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勇于修正不切实际的理论去迎接现实的挑战。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临时政府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农民不是追随临时政府，就是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或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是临时政府取得胜利，埋葬二月革命的果实，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改变不仅使自身分裂，同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阵营也产生分裂。一部分国际主义的孟什维克党人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行列。托洛茨基领导的区联派也全体加入布尔什维克。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1917年7月1日冒险向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军队发动进攻，妄图用战争消灭革命。这次冒险进攻遭到惨败，十天内俄军损失六万人，前线失利的消息传到首都，工人士兵群情激昂。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在1917年7月16日走上街头，举行示威，要求全部政权归还苏维埃。临时政府派出军队进行血腥的镇压，600多名工人死伤。这就是著名的七月流血事变。这次屠杀使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打倒反革命的暴力。7月26日，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联合政府，对工人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全面的镇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党转入地下，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结束，俄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4]
沙皇时代
1907年起彼得·斯托雷平上台执政，政治上依靠铁
列宁在演讲
腕政策维护沙皇专制，残酷镇压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经济上实行寡头资本主义政策，推行土地私有化改革，实现了俄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其掠夺性私有化改革的极端不公正，底层民众并没有太多从经济的发展中获利，反而使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私有财产遭受损害，社会不满度急剧上升。
由于当时俄国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是德国人（黑森和莱茵大公国阿历克丝郡主），战争期间曾向前线发了一封电报要求皇帝宣布停战，加上皇后派中坚人物拉斯普廷也在1914年极力反对俄国同德国开战，结果俄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的一系列军事失败，使皇后派被国内各方指控为德国间谍，皇后也被称为荡妇（实际上二者都无任何确凿证据）。这导致罗曼诺夫皇室成为众矢之的，彻底摧毁了沙皇“小父亲”的形象，这个形象在俄国百姓的心目中保持了几百年。1916年12月29日（俄历12月16日），拉斯普廷被暗杀，暗杀者包括尤苏波夫亲王、皇族成员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罗曼诺夫大公、俄罗斯杜马右翼议员普利什凯维奇、尤苏波夫的密友苏霍金大尉。这场暗杀事件使俄国国内各方矛盾表面化。
1917年，拉斯普廷死亡不到一个月，社会民主工党率先在首都彼得格勒策划了反帝国主义战争示威运动，要求停止战争，运动接着扩展到莫斯科、巴库等大城市，获得了反战者的支持。3月8日，彼得格勒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下台，罗曼诺夫王朝灭亡，俄罗斯帝国政权瓦解。
临时政府
列宁
由于斯托雷平的专制私有化改革给俄国社会带来的恶劣影响，曾经拥护自由主义自由经济的十月党、进步党等组织在二月革命的浪潮下明显失势。而自由主义左派党制宪民主党由于在革命前领导宪政民主运动，成为唯一一支有一定政治号召力的自由主义党派。相比之下，在当时俄国拥有较高支持率的分别是两大左派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随着是战和问题的升温，各势力迅速分化组合。社会民主党逐渐分裂为拥护民粹主义的孟什维克，和拥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也相应分裂为主流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和孟什维克达成一致，要求继续战争直到胜利；而少数左派社会革命党则和布尔什维克达成一致，要求尽快停战签订和约。
制宪民主党担忧俄国的反战趋势无法控制，会危害俄国与日渐壮大的协约国集团的外交关系，于是主张放慢民主的进程，引起了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两大党派的不满。两党普遍要求临时政府尽快开始制宪会议选举，废除斯托雷平土地改革，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呼声甚猛。布尔什维克鼓动前线的士兵反战归国，并积极在民间进行制宪民主的宣传。列宁也曾一度拥护制宪，表示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
1917年7月1日，临时政府策划了对德进攻，十天后失利。进攻失败的消息传来后，布尔什维克再次策划了反帝国主义战争示威运动，要求停止战争。旋即被镇压，导致战和双方的战争已不可避免。

秘境追踪之约翰·波德斯塔

唐纳德·特朗普从一位无人严肃对待、丑角般的外围参选者变身为当选总统，这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而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为打造这一秩序已经耗费大量心血。
从雷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RecepTaip Erdogan）的土耳其到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特朗普牌民族主义的胜出，可以说与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威权主义的上升势头相映成趣。同时，这些进展令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甚至对西方所钟爱的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麻烦。诸多事项依旧悬而未决，但随着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在相当多的地方呼风唤雨，我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动荡。
在美国，无休无止的事后检讨将围绕特朗普的胜利原本可能如何发生而展开；多数媒体将继续关注一些短期议题，如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Comey）在选举前十一天的介入，或者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的一连串泄密事件，据报道，遭泄露的资料源自俄罗斯方面。这样的考量是合理的，或许也与目前的结果有关联。但重要的是意识到，目前的结果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随着共和、民主两党重新评估它们的立场，它们就如下议题加以省思或者会更好：2012年以来的短短四年时间里，政治版图是如何改变的；这样的改变如何不只反映了竞选方面的戏剧性事件，而且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内部变化，即人们对经济状况的忧虑和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种深切不安之感。
在整个发达世界，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令精英的权威受到质疑，是他们一手缔造了这一高风险的体系。用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的著名证词来说，“银行业模式中存在缺陷”，削弱了精英之支持率所依托的专业知识。较西方的经济失败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不公正感变得愈发强烈。公众所见证的是，一直在运作这一体系的所有那些富有的机构和个人均收获援助，随后穷人和中间群体迎来的却是紧缩政策和失业。在美国，源自该国相对实力衰落的焦虑，加重了这些恼人观察的破坏性影响。
乔治·W.布什时代令人痛楚地暴露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的限度，自那之后，奥巴马时代见证了中国依某种计量方式终结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似乎已做好准备，会在若干年之后全面超越美国。民族主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混合了怀旧情绪的民族主义可以特别有效。特朗普的承诺不只是令美国伟大，而且是“令美国再度伟大”。英国脱欧阵营的口号不只是敦促取得控制权，而且是“拿回控制权”，英国读者或可从这样的口号中听到共鸣。
特朗普承诺要重新获得的不会是美国过去一向自我想象的那种伟大。特朗普并未声言致力于增进开放和民主，这样的承诺有时被过多宣示了；恰恰相反，他建言推动的是一种坚决果断但也更加世俗的政治，有可能为其他大国创造可以填补的空间，他也知道哪些大国会去填补。这样，整体而言，当今世界可能很快就必须想方设法应付美国撤退的后果了。但首要任务是去理解，美国何以采取了这样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转向。为找到答案，我们又必须首先考虑美国的政治体制。

希拉里精英捕获与否决制

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大大影响到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巨量金钱和强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这一指控将从右翼到左翼的两位外围候选人特朗普和伯纳德·桑德斯团结到了一起。两人均控诉希拉里·克林顿，视其为这一类腐败的化身，因克林顿夫妇早已通过收取既得利益群体的金钱而自肥。两人都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高盛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将它们视为特别邪恶的力量。随着选举年乏味地向前推进，右翼更将指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谴责包括联邦给调查局（尽管只在其赦免克林顿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全美选举行政机关在内的美国机构腐败。极具破坏性的保守派人士马特·德拉吉（MattDrudge）甚至暗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了飓风“马修”的威胁。
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变得功能失调了；麻烦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批评者并未找对问题的根源，并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真正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就人种、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从每一个可以想见的角度来看，美国人都是高度多元繁复的。过去二十年间，他们也变得高度分化。这种极化反映在美国人选择居住地点方面，在那些地方，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往往较人种或者宗教更为重要；也反映在国会中，在那里，最温和的共和党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这极不同于过往二十世纪的情形，那时两党之间的共识令两党得以从新政到罗纳德·里根减税等诸多重大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化，美国还经历了数量庞大的利益群体的兴起。那些利益群体坐拥巨量财富，组织完备，其中不只包括企业说客，还包括环境组织、提倡为治疗人类已知的几乎每一种疾病花钱的人士，以及个人富豪捐赠者，如赌场巨头谢尔顿·安德森（SheldonAdelson）或声名狼藉的科赫兄弟，即查尔斯·科赫（Charles G.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H. Koch），他们能凭借一己之力筹集到与两党中任何一党几乎一样多的资金。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政治活动中金钱的数量已经递增了一个数量级以上；募资如今成了所有官员念兹在兹的重大急务，特别是众议院议员，他们必须每两年一次为连任打拼。（谢尔顿·安德森生于1933年，至2018年8月拥有财富约322亿美元。查尔斯·科赫生于1935年，大卫·科赫生于1940年，兄弟两人共同拥有科赫实业集团。——译注）
从建国之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宪政架构加剧了两极分化和利益群体捕获效应。相较于西欧的议会民主制，美国的体制将权力广泛分散在政府内部彼此相竞的分支中。这样的总统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理当相互有效制约；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必须拥有超级多数（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令，并在最近数十年间已承担起制定社会政策的责任；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这些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都可否决整个体制的行动。
这样一种体制加上两极分化和强大利益群体的崛起，结果就是我所称的“否决制”。即这样一种局面：特殊利益群体可以否决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否决制于美国民主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但确实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这在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即形成年度预算方面显而易见。
今天，联邦预算无法在所谓“常规出货”（regularorder）程序下获得通过，这一局面已持续十多年。每一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茶党人士之间都出现摊牌局面，茶党人士威胁说，要么根本不通过预算案，要么不提高债务上限（这样的拒绝荒谬绝伦，因其会牵涉美国的主权债务违约）。2013年，此种边缘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摆，这期间，联邦工人哪怕仅仅出现在工作岗位，也将面临刑事制裁。
否决制尚有其他恶劣影响。一万页的美国税典是个耻辱，其免税和补贴目录晦涩费解，以往在妥协中缓慢确立的特殊权益层叠往复、积重难返。美国的企业税率居于世界最高之列，也成为媒体头条；若能削减这一税率以避免所有政府停摆事件发生，美国会有更优异的表现。两党的预算专家原则上均同意，特别是为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它们藏匿于海外的两万亿美元现金取回国内使用，这一税率理当削减。但在实践中，饱受否决之碍的国会甚至无法废止令人憎恶的“附带权益”条款，该条款给予私募股权投资者和对冲经理较其他所有人都更低的税率。
我将“政治衰败”定义为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这些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另外，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历经衰败。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民主，而是说，当一些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比他人拥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现危机。对不公正的这种认知，形成了影响到这次选举结果的第二大社会条件即不平等。

弗朗西斯·福山不平等与阶级不满
过去一个世代之间，不平等上升了。有关最顶端1%人群中最顶端10%人群的财富和收入聚集状况的概括性数字广为人知。直到这次竞选，较少为人意识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么生活的。
美国的左翼人士考虑不平等问题时，依惯例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内部的非洲裔美国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边缘状态的少数族群。这些群体中的贫困依旧是大问题，但不平等增长的负担落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上：年长的白人工人阶级，如今他们已饱受三个世代的去工业化之苦。如来自政治光谱对立两端的社会观察人士查尔斯·默里（CharlesMurray）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记录的那样，美国最重大的社会分裂不再是种族或者族群，而是阶级，这由受教育水平决定。（查尔斯·默里生于1943年，政治学者、社会学者，自由至上主义者。罗伯特·帕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译注）
大学毕业生和辍学者之间的财富分化令人震惊，这样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统计方面显而易见，比如，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挣钱要少；涉及家庭解体、毒品成瘾等社会功能失调问题时也是如此：初选季中，在白人占多数、乡土气息浓厚的新罕布什尔州，头等议题成了海洛因滥用。脱氧麻黄碱的使用已蔓延至美国乡下，单亲家庭中的儿童正遭到抛弃，只得自己照顾自己。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那里存在巨大的疏离感和不满，他们的不满在于，那些生活在城里的同胞无视他们的困境。（脱氧麻黄碱别名“冰毒”。——译注）
两党没有哪一个充分代言了白人工人阶级。共和党精英来自企业化的美国，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移民迁徙政策，这可以叫做《华尔街日报》的世界观。白人工人阶级可能会基于枪支或堕胎之类文化议题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但共和党执政集团并未展示出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关切。在煽动民众随之而来的愤怒方面，特朗普显得技巧熟稔；今天，他的支持者对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Ryan）这样的正统派共和党人往往比对民主党人更为愤怒。
但民主党人也一样中断了与白人工人阶级的接触。他们曾拼凑包括不同身份群体在内的联盟，借以赢得全国选举，那些群体包括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人士、亚裔人士、环保活动人士和LGBT社群人士。女性的地位一样重要，但或许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带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尤其重要：特朗普吹嘘他曾如何触摸女性身体，相较于工人阶级姐妹，受教育女性对那段录音的感受更为强烈，而前一群体中的多数是支持特朗普的。直到最近，白人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身份群体，甚至不被认为处在特别不利的境地；结果是，民主党人大多无视他们。
这一转变历时许久。回溯至1930年代，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白人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他们往往是诸多改革动议的主要受益者，其中之一是设立田纳西州河谷管理局（TennesseeValley Authority），该机构为南方的乡下带来了电力。民主党人1960年代通过一系列民权立法之后，他们开始流向共和党方面，特别是在里根时代大量转投共和党。比尔·克林顿在1990年代令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心转意，奥巴马也能笼络住足够多的支持者，得以两次当选总统。但他们与民主党人之间的疏离在这样一个年份爆发了：他们的候选人说着帮助他们的正确废话，但似乎与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文化上的世界。
因之，2016年民粹主义的成功并不令人震惊。2008年的金融危机要由经济界的精英来担责，但结果是普通工人阶级民众失去了工作岗位。因两党均未向白人工人阶级提供一间房屋，经济上的边缘化便与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不谋而合，这个体制偏爱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士。真正的惊奇应当是，这样的民粹主义暴动没有来得更早些。

奥巴马整饬现状

今年选举中，更令人忧心的诸多面向之一是社交媒体的败坏效应。回溯至1990年代，互联网革命的代言人相信，这一新的技术将是革命性的；鉴于信息即权力，信息的易得性将具有民主化效应。从基辅到仰光再到解放广场（TahrirSquare），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解放广场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译注。）
但是，互联网固然令信息的获取渠道得以民主化，却不必然改进信息的质量，并且恶化了选择性真相甚至彻头彻尾的误传对政治的影响。要了解这一机制怎样会在一个威权国家发生效力，只需要看看俄罗斯。
据美国情报界披露，俄罗斯黑客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里窃取信息，劫持了克林顿竞选班子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Podesta）的电邮账户，然后通过维基解密逐步披露他们的发现，试图损害克林顿。一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员一直在强调电子投票机的脆弱性，这引发了人们的忧惧：民主会遭到甚至更为直接的扭曲。
特朗普与俄罗斯消息源互动密切，这一点不同寻常。他坚定地拒绝批评普京，事实上在比较普京和他自己的总统奥巴马时，对前者更多赞赏。他对自己收到的情报简讯表示怀疑，认为泄密的源头尚不确定，并在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的合法性问题上附和俄罗斯的立场。很多共和党人如今已追随他的领导，从指责奥巴马对普京太过软弱，到声称美国有必要与普京更加和睦地相处，转变得毫无违和之感。这一切的影响可能意义深远，但美国已不需要引入对最近一次选举的扭曲：这样的扭曲大多由网络驱动，而美国国内正大量形成这样的扭曲。
特朗普展示出，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可以坚持不懈地公然撒谎而不付出任何代价，由此，特朗普在更广泛议题上无视事实的口水仗，为害甚至更严重。特朗普谎话连篇，更常见的是在其推特账户中张贴不良信息，就一些重大事项提出怀疑意见，比如奥巴马是否出生在美国，或者犯罪率是否空前之高。他还在更多个人问题上扭曲了原始记录：在事实面前，他仍声称自己不曾支持过伊拉克战争（尽管有先前的电视片段捕捉到了他表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话）。
在源自劳工统计局（BLS）这种统计机构的事实，和他从《国民问询者》（National
Enquirer）之类八卦杂志上读到的趣闻轶事之间，特朗普拒绝做出辨析。符合他的目的时，他对官方机构的中立性也提出质疑，比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他毫无证据地指责它们被克林顿阵营所腐化。最近他发出的推特称，因为存在三百万张非法选票，他事实上已赢得大众投票。这一断言缺乏经验依据。
通过互联网读到的每一件“事实”看上去与其他每一件“事实”一样重要，在此种情形下，选民世界观的区隔化加剧了。马克·扎克伯格可以抗议相反的情况，但相当多政治讨论的自我选择本性是无法加以质疑的，并且，对美国的政治话语而言，那一现实的相反结果也愈发如此。
因为，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仅仅是不会相信他们从纽约时报或者CNN之类主流媒体信源那里听来的任何东西，并介入到了广泛的阴谋论中，为令人难堪的信息辩解。比如说，他们相信，特朗普在总统竞选辩论中之所以表现糟糕，只是因为克林顿有一只听筒，可以通过这只听筒接收他人提供的答案。通常来讲，阴谋论思维是无权无势状态的产物，事实上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受到的正是遭人无视和贬低。但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鼓动这样一些趋向，这对美国民主协商的未来而言是不祥之兆。

克林顿民主在复仇
选举结束差不多两个月了，有关特朗普实际将如何施政，依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与他的真实性格有关。他既是一位善于交易的商人，期待达成交易，又是一位立场极端的阴谋掮客，曾暗示他将推行坚定的民族主义政策。他必须去管理一个规模庞大而笨拙的政府，并与难以驾驭的外国领袖打交道：面对这一现实，他善于交易的那一面还是立场极端的那一面会胜出？
他会坚持对中国施加惩罚性关税，并甘冒引发一场贸易战的风险吗？他会对叙利亚进行地毯式轰炸吗？他会坚持推动这样一些危险举措，然后无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甚或联合国这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裁断吗？他会走得更远，如他的一些更狂热的意见所示，并认为不再有义务遵守长久以来约束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之类协定吗？他会授权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亲属吗？暂时无人知道。
假如特朗普的当选既是因为人们不满于功能失调的政治体制，又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困境，那么新总统可以带来解决不论哪一方面问题的任何希望吗？
说到美国衰败的政治制度，我一点也不乐观。除了建言禁止政府官员频繁游说，就强大的利益集团骑劫国家这个问题，特朗普并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决方案。眼下的问题在于政治活动中充斥巨量金钱，并且体制给予了说客较议会民主制下所能允许的远为多样化的渠道用来联络立法者。金钱问题无法基于最高法院对“巴克利诉瓦莱奥”（Buckleyv. Valeo）和“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之类案件的裁定来解决，这两个裁定认为，政治捐献和游说花费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因而受宪法保护。（“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于1976年裁定，“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于2010年裁定。——译注）
特朗普唯一公开宣称的解决方案是，他足够富有从而不会受到贿赂。他确实是这样一种人：足够富有，乃至于将拒绝40万美元总统薪水视作其品牌的廉价广告。他似乎强烈渴求继续最大化其作为总统的商业利益，姑且不论这一事实，就他所申述的“抽干华盛顿的腐败沼泽”，他也未拿出长期路线图。
就不平等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困境，他的主要建言是重新商定贸易协议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但这样的建言不可能产生任何他所承诺的正面效应，事实上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这样的报复将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性格因素将在这个时候起作用：假如特朗普发现他无法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重大让步，他是依其立场极端的人格形象走开，抑或只是停下来，达成他所能获得的最佳交易呢？
然而，在其他领域，特朗普可能会更加成功。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时间里有六年为僵局左右，这是因为极化的两党把持不同的政府分支。奥巴马之所以能通过《平价医疗法》和监管银行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是因他的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均占多数。眼下的局面则完全不同，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2013年的预算自动减支全面限制了政府层面的支出，类似的梗阻局面将被铲除。国会在通过预算和完成立法时将更加轻松。那不意味着立法将是高品质的，但至少华盛顿将再度开始发生一些事情。认为政府简直“一事无成”的沮丧情绪所带来的那种毁灭感可能开始减弱了，即令此时国会多数在意识形态上荒谬地倾向于反政府。
除开贸易，特朗普还可能在一个领域为其工人阶级支持者做些好事：基础设施。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估计，基础设施支出方面存在两万亿美元的亏空；特朗普和克林顿均大手笔承诺进行投资。这样的支出将为工人阶级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并可能提供可喜的经济刺激。
相较于他的民主党对手，特朗普拥有更佳的机会来成功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开发商，而且因为过去，太多反对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支出的意见来自其自身所在共和党的茶党一翼。假如克林顿赢得选举人团选票，她有可能一开始就被愤怒的国会捆住手脚：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急切希望阻挡她的所有积极行动；相形之下，特朗普将拥有更多授权来推动一些事情。
共和党这次大获全胜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其内部，正统的瑞安式保守派期待全球化并削减社会开支，而特朗普的工人阶级支持者恰有相反的诉求，两派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当新一届行政分支规划首份预算之时，这场战斗很快就将被牵扯进来。我们可能在这两个领域都遭遇失败：富人阶层收获大规模减税（在特朗普任命长期供职于高盛集团的银行家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担任财政部长之后，这看上去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奥巴马医改之类社会计划遭到削减，这一切兼具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过火的种族偏执。
任命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班农（SteveBannon）为白宫战略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为白宫幕僚长，恰恰令人联想到那种妥协。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从承诺完全废除奥巴马医改的立场上后退了，而且，当意识到他无法轻易用“美妙绝伦”的什么东西来替代奥巴马医改时，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已受困于其前任个人特征鲜明的成就中动弹不得。（布莱巴特新闻网是一家美国右翼或极右翼新闻网站，创办于2007年。——译注）
特朗普胜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蕴要令人不安得多。对普京等，特朗普曾表达过钦佩之情。他是首位对推动民主主义的世界秩序全然无动于衷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而长久以来，那至少在理论上是美国的天职。他非但不乐意批评普京，反而显得急切渴望在就任后不久即与其达成一项交易。为回应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且并吞克里米亚，美国和欧洲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些制裁措施大约会成为这场遭遇战的首批牺牲品。
吉米·卡特在越战结束后奉行退却战略，之后的里根恢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同于里根的是，特朗普很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这样的人物何以极度迫切希望帮助他伤害克林顿，理由在这里。总而言之，即令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那一衰落的趋势。
有关特朗普的这部书依旧在写作当中。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的几个月，看看粉墨登场的是那个善于达成交易的人还是那个极端主义者。但特朗普的胜选还表征着朝向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全球性转向的最新阶段，这一模式的意蕴正开始令人惊骇地清晰呈现。
那一趋势包括布莱巴特和整个欧洲范围内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政党之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同特朗普一般，这些进展是大众对全球化及其打着自由旗号所引发的经济和文化紊乱的延迟反应，那样一种自由并未止步于国境线。换言之，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假如这一趋势在世界其他地方继续下去，我们将注定在一个怒气冲天的诸种民族主义相互竞胜的时代受到惩罚。

意大利困局为何关系到欧洲前途？

近年来，围绕欧洲一体化兴衰存废的斗争持续发酵。

自英国脱欧之后，欧洲一体化的信心遭受沉重打击，成员国中任何可能导致新的一体化倒退的政治发展都令人高度戒备。人们尤其担心民粹主义政党掌控政权，使得疑欧思潮和反一体化情绪转化为政策，进而导致一体化发生逆转。

如今，意大利成为这条防线上可能被攻破的缺口。

政治对决

5月27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意总统马塔雷拉发表讲话。

对主流政党感到失望和愤怒的意大利民众，在三月份的选举中抛弃了传统的中左、中右翼政党，将反建制的“五星运动”和民粹性质的联盟党推上了前台，主流与非主流、建制与反建制力量之间来了个戏剧性地换位。

在西欧国家这一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地盘里，首次出现了疑欧、反欧政党有可能联手执政的前景。正当形势朝着这一方向变化、“五星运动”与联盟党即将联合组阁成功之时，总统马塔雷拉以两党提名的经济部长人选有过“脱欧言论”为名扭转了这一趋势，并重新祭出了解决意大利政治僵局的“最后法宝”：组建技术官僚政府并伺机重新大选。

2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官员、持亲欧立场的卡洛·科塔雷利被总统马塔雷拉任命为候任总理，将负责组建临时过渡政府，在新大选举行之前维持政府运转。

用技术官僚政府来打掉非主流政党得以顺利执政，并通过提前大选来“拨乱反正”，或许是马塔雷拉总统的既定思路和步骤，其初衷也或许美好如“捍卫欧元”或“阻击民粹”，但在意大利当前的形势下，正如舆论已经开始担忧的那样，提前大选实质上将民众和各政党拖入了一场事关意大利是否会脱欧的政治对决。

脱欧可以是话题或议题，但一旦认真起来就会成为大问题。

近年来，意大利民众心态失落，对欧元区和欧盟怨声载道，不满度在欧盟国家中一直高居榜首，并为两大非主流政党迅速崛起提供了条件。但即便早有疑欧、反欧言论，“五星运动”和联盟党在选举期间对于欧洲一体化问题都刻意回避或降低调门，并未在此问题上主动发难。这一来是由于两党要尽量吸引中间选民就得避免极端性主张，二来就是因为意大利民众对此心态至为纠结：脱欧可以是话题或议题，但一旦认真起来就会成为大问题。

欧元区或欧盟的身份问题可以是意大利政界引导民意对外宣泄不满的标靶，可以是改造民心、撕裂社会并让非主流政党迅速坐大的养料，也可以是它们要求欧盟减免债务，甚至向后者提出更多要价的筹码，但它不能被作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项提出来，更不能像马塔雷拉总统这样“严肃地提出来”。

如果提前举行的大选将欧元和欧盟身份作为主题，无疑打破了过去10年间意大利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平衡状态：一个传统主流政党可以诿过于外、非主流政党得以安身立命和民众心理借以面对生活窘境的微妙平衡。

无论马塔雷拉总统对IMF前高管科塔雷利领导的技术官僚政府多有信心，但只要它能在议会中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的双重压力下完成制定新预算的任务，就已经功德圆满。如果甚至还能在背负沉重债务的压力下，稳定一下债务市场对意大利的信心，那就更是功德无量。难以指望其能为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

在目前疑欧两党支持率相加已高达60%、还有一个称手的难民问题随时可用的背景下，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意大利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举行提前大选并能确保民意有利于挺欧派、传统政党能够东山再起的时机。

法国模式

意大利的政局变化实质上是将自己无法化解的财政、债务难题抛给了欧元区，而将政治不确定性扩散到了欧盟。

在马克龙刚刚赢得大选时，对其前景不看好的欧洲舆论将他看作“法国的伦奇”，会成为冒进改革的牺牲品。但在马克龙意气风发、意大利政局陷入迷乱的当下，舆论又对“意大利的马克龙”付之阙如而扼腕不已。

意大利选举的前戏与法国很相似：民众苦于经济乏力、难民压境和政府无能，求变求新，故而将主流政党扫地出门，但随后展开的剧情迥异：意大利迎来的不是破而后立的政治新局，而是被已经势大的反建制+极右翼抢班夺权，而后又被总统的“搅局”重新拖回到七年前的技术官僚老路上去。

法国模式没能被复制到近邻的意大利，经济乏力、举债度日和民众普遍缺乏获得感是主要因素。从2000年到2017年的18年间，意大利经济只增长了2.6%，在欧元区国家中垫底，而同期法国增长了22%，德国则是24%。这段时期恰恰也是欧元从无到有并改写意大利经济结构的时期。

欧洲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给各国的似乎是同等的发展机遇，但在现实中的不同境遇又令人困惑。

与德国通过强劲竞争力实现经济繁荣和财政盈余不同，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南欧国家却似乎走上了寅吃卯粮、举债度日的路子。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限制意大利经济扩张、民生改善的巨大障碍。

欧洲命运

科塔雷利（左）和马塔雷拉

民众尤其是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先后经历了债务危机、经济停滞和难民冲击，亲身感受到巨大的失业压力和家庭生活水平的停滞甚至下降，对只知放债、紧缩的欧元区和无力也无意帮助意大利疏导难民的欧盟殊无好感。目前在欧盟各国中青年选民往往是挺欧派的主力军，但在意大利却不同，“欧元一代”的青年恰好也是“危机一代”的“受害者”。

而意大利“重民主、轻治理”、“重制衡、轻效率”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使得主流政党可以将国内问题解读为欧元区和欧盟等外来因素所致，轻易地推卸掉自身的责任，从而使问题不断积累，并不断丧失解决它的机会，终至沉疴难起。

当前意大利政局的迷乱让欧洲摆脱民粹冲击、欧盟重塑团结形象的努力大打折扣，很大程度抵消掉了此前马克龙带给欧洲的确定性。意大利的政治变化不会简单地重复始于2011年至今的动向，如果下次大选不能彻底破局，就很可能继续在技术性稳定→问题持续→改革冲动→政治失败这一怪圈中激荡不已，而欧元区和欧盟的身份问题将始终是意大利和欧盟之间的彼此折磨。

相比法国的眩目变化，意大利正在和即将发生的一切似乎更接地气，更能提供一个有关国家命运和一体化前景的真实场景：欧洲的前途并不握于马克龙之手而真真确确地系于如何脱离意大利之困。

谁来阻击欧洲的"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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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正在迎来“左右互搏”的大选之年。德国、法国、荷兰等欧洲核心国家如期拉开大选帷幕，意大利也有可能将原定于明年的大选提前至今年举行。
民粹主义席卷全球，特朗普的当选令欧洲“反建制派”士气大振，所谓的“特朗普式胜利”真能从美国复制到欧洲吗？欧洲是向左还是向右、是兴还是衰？都将在2017年初现端倪。

图为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
法国大选：“法式特朗普”勒庞进第二轮无悬念
距离法国总统选举投票还有两个多月，在民调中呈现“三足鼎立”局面的各方纷纷开始“亮牌”。
2月4日，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开启总统选战，高喊“法国优先”，公布了144项竞选承诺，包括提议法国退出欧元区、甚至不惜发起“脱欧”公投；对移民问题采取强硬措施，如移民子女就学不再免费，雇佣外国人的企业要加税等，欲借民粹主义浪潮复制“特朗普式胜利”。
作为极右翼唯一候选人，勒庞的“基本盘”较为稳固，在历次民调中的支持率均大幅领先，并极有可能以最高选票进入第二轮。
那么谁能担当阻击勒庞的大任？两周前菲永还被看好，然而世事难料，“空饷门”可能让他止步不前，共和党内谁来接替菲永又将成为新的变数。而左派社会党阿蒙与马克龙的选票争夺战，难免令双方相互消耗、两败俱伤。“左右不济”的局面，有可能让勒庞坐收渔利。

德国选择党党魁佩特里（网页截图）
德国大选：选择党“大放异彩” 默克尔难保万无一失
欧盟的中流砥柱德国将在今年9月举行大选。虽然目前的民调显示默克尔的支持率处于领先地位，但这并不代表万无一失。
默克尔现在的最大挑战已不是传统的社民党，而是德国选择党。
起初，选择党虽带有右翼色彩，但一直在温和的面纱之下。然而，难民危机愈演愈烈，恐怖主义日益猖獗，选择党“抓住”时机大放“异彩”，宣称要反对难民涌入，阻止“政治阶层”威胁“美好家园”。
选择党党魁佩特里(Frauke Petry)被外界称为“德国的特朗普”，她曾表示，警方应获授权在“必要时”可以向难民开枪，以阻止他们跨过德国边境。这一言论虽然引起不小的争议，但也迎合了部分民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认为，总的来说，目前默克尔的地位还难以撼动，不过如果从现在到9月大选之前德国发生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且与难民有关系的话，默克尔的支持率或许会出现逆转，选择党上台不是没有可能。
默克尔是德国“政治正确”的有力捍卫者，也是确保欧洲大方向不发生逆转的“定海神针”，如果默克尔马失前蹄，德国未来的走向将无法预料，“百病缠身”的欧盟也将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

“五星运动”领导人贝佩·格里洛。（图片来源：新华/路透）
意大利大选：“五星运动”或将成新的“黑天鹅”
意大利公投以惨败收场，总理伦齐履行先前承诺辞职，而“五星运动”则成为这场政治博弈中的最大赢家。
有媒体推测，原定于2018年举行的新一轮大选或将提前至今年。从目前民调和局势分析，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有胜选可能。
在去年意大利地方选举中，“五星运动”异军突起、势如破竹，夺得关键城市罗马、都灵等地的执政权。媒体分析指出，“反精英、反欧盟、反难民”的“五星运动”已经在意大利聚集人气，成为最大的反对党。
民主党过去两年始终是意大利第一大党，虽然其执政地位一直较为稳固，然而公投惨败严重挫伤士气。真蒂洛尼政府要扭转民主党支持率下滑的局面也面临重重困难。
目前，“五星运动”靠一己之力在下届大选中上台执政的可能性不大，但不能排除届时该党会丢掉“不与其他政党结盟”的承诺，寻求同其他极端政党联合竞选。这将使其胜算增加，成为新的“黑天鹅”。
荷兰大选：极右政党暂时领先 仍存变数
荷兰将于今年3月进行议会选举，届时将有大约13个政党争夺议会席位。引人注目的是，荷兰极右政党自由党在民调中一路领先。
民调显示，倘若荷兰现在举行大选，自由党将在荷兰国会150席中囊括33席，成为第一大党，而现任总理吕特带领的自民党只能拿下25席，远低于目前的41席，沦为第二大党。
虽然自由党有望在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在党派林立的荷兰政党体系中，要结成联盟才能执政。欧洲舆论认为，鉴于主流政党很可能会拒绝与自由党结盟组阁，自由党党魁维尔德斯届时也只能仰天长叹。
当然，距离荷兰大选还有约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仍存变数。欧洲社会的文明与冲突、统一与分裂，有时仅一步之遥。伴随恐怖主义阴云、欧盟治理困局和全球风向变化，四平八稳的欧洲政党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向左还是向右，欧洲的下一站在哪里？

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历史事件是什么？

1、沙皇时期

1907年起彼得·斯托雷平上台执政，政治上依靠铁腕政策维护沙皇专制，残酷镇压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经济上实行寡头资本主义政策，推行土地私有化改革，实现了俄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其掠夺性私有化改革的极端不公正，使得底层民众并没有从经济的发展中获利太多，反而使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私有财产遭受损害，社会不满度急剧上升。

2、革命时期

在二月革命中，工人和士兵是反对沙皇的主力军，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因拒绝暴力而没有领导这场令他们惊恐的暴力革命。胜利后，便由工人和士兵组织了自己的领导机构——苏维埃，并由士兵苏维埃掌握了首都的主要武装力量。

3、七月事变

二月革命后，俄国存在着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一个是以立宪民主党为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一个是以几个小资产阶级政党控制的苏维埃；另一个是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几个较小的革命派社会主义政党。

4、时机成熟

七月事变把小资产阶级推向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保权，调和矛盾，推举小资政党社党人克伦斯基出任总理。但无力解决工兵农强烈要求的“和平、土地和面包”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八月底，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科尔尼洛夫发动了一起反革命叛乱。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准备恢复君主制。